如果您走到例如Teluknaga、Neglasari、Karawaci等的万丹省大丹格朗圈、会发现当地华人社群。但当与他们交谈甚至造访其家宅时、会发现它们不会说中文、而是倾向于使用巴达维语以及万丹方言巽他语。然而他们仍保留着清代的婚礼仪式、这在印尼其他印尼华人社群中较为罕见。这个群体被称为“文登华人 (Cina Benteng)”、更通俗的称谓是“Ciben”。
文登华人不同于丹格朗华人、因为文登华人早在荷兰殖民印尼之前便移居丹格朗。文登 (Benteng)一词就指丹格朗的古称、以前因为抵抗万丹苏丹国、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修筑堡垒 (印尼语、巴达维语、巽他语称“Benteng”) 、作为他们的防御体系的部分。除丹格朗外、该群体还分布于万丹省、雅加达、以及西爪哇省多地。在1945至1950年印尼过渡时期后、该族群更远移民至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荷兰等地。
A. 历史
根据巽他历史文献Tina Layang Parahyang《帕拉扬笔记》记载、文登华人抵达丹格朗的历史可追溯至该文献提及的华人移民事件。该文献记载了由陳齐龙率领的船队于1407年前后在西萨丹河口登陆的故事、该地现称Teluknaga村、具体位于Kampung Melayu村。 当时政权中心位于Tegal Luar（高地地区）、由桑扬·安加拉朗代表帕拉扬安地区的桑扬·班亚克·奇特拉王国统治。陈齐龙的船队因船只受损且补给耗尽而搁浅。他们原定目的地是查亚加塔（即现时的雅加达）。他们离开祖籍地的原因在于当时战火纷飞、因此人们常寻求更体面的生计。陈齐龙的船队由至少七个家庭组成、约百人遭遇了海难。他们随后前往桑扬·安加拉朗求援。其中包含九名年轻女子及孩子。这九名年轻女子容貌娇美。因为她们的美貌使安加拉朗守卫坠入情网、最终九名年轻女子皆嫁予安加拉朗守卫。作为补偿、陈齐龙的船队获赠了爪哇岛的北海岸、东西萨丹河的一片的土地、即现时的Teluknaga村。除九名年轻女子外、许多华裔男子也娶了一些当地女子为妻。因为他们通常很少带妻子同行。直到1850年后、当生活趋于稳定时、他们才返回故乡接亲属和家人来与已婚者团聚。
第二批华人抵达丹格朗的时间约为1740年。当时因总督瓦尔克尼尔（Valkenier）决定逮捕涉嫌犯罪的华人、引发了华人的反抗。1740年华人起义导致荷兰东印度公司屠杀约一万名无辜华人、并焚毁其住所。为逃避迫害、大批华人移民丹格朗和周边地区。荷兰东印度公司随后将剩余华人遣送至丹格朗从事农耕。荷兰人以茅屋形式为华人建立聚居区、这些聚居区至今仍被称为Pondok Aren、Pondok Cabe等地。
在Tegal Pasir或Kali Pasir周边，荷兰人建立了一个名为“Petak Sembilan”的华人聚居区。Petak Sembilan是丹格朗市的前身之一、这里曾是华人社群的聚居地。该聚居区后来发展成贸易中心、并成为丹格朗市的一部分【即现时的Pasar Lama区】、这里也是丹格朗地区最早的华人定居点。1684年、他们建造了文德庙、该庙宇现为丹格朗市最古老的建筑。19世纪末、部分华人搬至丹格朗地区的Pasar Baru、此后逐渐向Mauk、Serpong、Cisoka、Legok等地分布、甚至延伸至茂物地区的Parung。正因如此、许多华人定居在丹格朗偏远村落。史料记载、昔日Pasar Baru曾是乘船沿河而来的华人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的集散地。
在荷兰统治时期、许多华裔盟友和荷兰殖民当局官员在历史最悠久的丹格朗地区担任公职或所谓的“华人甲必丹（Kapitan Cina）”、并拥有私人土地（particuliere landerijen）。根据文登华裔历史家Mona Lohanda表示、丹格朗几乎成了华人的私人土地。这些地主及官吏也资助了大规模的华工移民潮。这些华工在该地区的农业及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榜样。
印尼独立时期之前、局势当时仍保持平静。不过、在1945至1949年的印尼革命期间、当许多文登华人被认为支持荷兰殖民现状时、文登华人与原住民之间的紧张关系随之激化。1946年6月23日、丹格朗爆发针对文登华人的暴乱、支持印尼共和事业的革命民兵洗劫了华人的财产、包括供桌。这些暴乱显然是由一名华裔荷兰殖民军士兵将印尼国旗与荷兰国旗并列悬挂所引发的。印尼记者罗西汉·安瓦尔（Rosihan Anwar）于1946年6月13日在《独立报》（Merdeka）撰文指出、印尼原住民与华裔的关系已跌至历史最低点。亲荷兰的文登华人青年组织“保安队“动员武装团体、将文登华裔居民疏散至巴达维亚后、局势进一步恶化。保安队与荷兰殖民军联手成功镇压了反华暴乱。当时几乎所有文登华裔居民被迫迁离，回乡后发现财产尽遭蹂躏包括土地被没收或者房屋遭洗劫。
文登华人遗产博物馆（Benteng Heritage Museum）是位于丹格朗市、一所保存文登华人独特文物的博物馆。图片：Panorama, Seeing The World Differently
B. 社会
由于在万丹省、文登华人与当地原住民（如峇达威人和苏丹人）发生长期通婚、他们的外貌与肤色与其他印尼华人存在差异。这种现象不仅在文登华人存在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及泰国的其他土生华人中同样可见。他们自称“Hitachi《Hitam tapi Cina意为黝黑但有华人血统》”。多数文登华人已不再说中文（尤其是福建话及标准中文）、反而他们能说接受福建话借词影响的巴达维语、万丹方言巽他语及印尼语。他们的重要职业就是三轮车夫、农民、甚且店主。
文登华裔新郎新娘在丹格朗举行Cio Tao婚礼仪式。图片：Wikimedia Commons
C. 文化
文登华人至今仍保留着自己的传统与文化。Cio Tao是接受中华文化与印尼原住民文化影响的婚礼仪式、它至今仍在继续。其婚礼仪式可追溯到清时期、当时许多文登华人已在荷兰统治印尼之前定居丹格朗。它的过程始于新郎新娘的父母向天公及家族祖先祝福。祭坛上供奉着各种供品。父母为即将成婚的子女点燃蜡烛，象征指引与爱意。新郎新娘还需在祭坛祭拜祖先。随后在天祭坛下斟酒、接着举行Cio Tao。Cio Tao在福建话里意为“梳头”。新娘的头发上点缀着21枚花形配饰、它的质料为黄铜、铜、银或金。该金属花的配饰被称为Kembang Goyang（舞花）。新郎必须穿着红裙、内衬长绿裙、佩戴镶满宝石的项链。新郎则必须穿着黑袍、头戴中国传统的红帽。新郎新娘都会得到一笔钱、作为他们将来生活的准备金。随后、新浪新服与两名孩子一同进行十二碗仪式。父母将绿色的面纱覆与新娘的脸。一些硬币被抛向四周、供宾客拾取。这种习俗被称为“Saweran（打赏或送礼）”、是源自印尼文化的传统习俗。以前、Saweran曾使用中国黄米。但是、由于条件限制、印尼人开始使用硬币代替中国黄米、因此这一习俗在印尼华人、尤其是文登华人中非常普遍。新郎为新娘揭开面纱。戴面纱及揭开面纱的行为代表新娘被送往新的的家庭。最后、新婚夫妇互相喂对方吃如onde（芝麻球）、agar-agar（大菜糕）、kue lapis（九层糕）、ronde（印尼式汤圆）、bika ambon（黄金糕/金糕）的传统糕点及甜品。这些糕点也是中-印尼文化融合的产物。婚礼仪式结束后、要进行teh pai或者敬茶仪式。这一传统也是为了纪念每个家庭在世的长辈。
Gambang Kromong、一件接受中国闽南传统乐器与当地传统乐器影响的巴达维人传统乐器。图片：Wikimedia Commons
另一种文登华人的传统文化是Gambang Kromong。Gambang Kromong是大雅加达地区、包括丹格朗的一种传统乐器。有时会在一些场合演奏、包括文登华人的婚礼仪式。根据文登华裔历史家及内容创作家柯义臣（Nilsen Kwa）表示Gambang Kromong是中国闽南传统乐器与如Gendang（小鼓）、Kempul（小挂锣）、Kromong（铜锣组）等的当地乐器结合的。Gambang Kromong演奏的歌曲是Pobin歌曲、例如Kong Djie Lok、Ban Kim Hoa、Ma To Djin、Peh Pan Tao、Pat Sian Kwee Hai、Si Djin Kui Hwee 等。Gambang Kromong演奏的许多歌曲都使用传统中国乐谱。除了至今仍经常听到的 Pobin Kong Dji Lok 外，许多 Pobin 歌曲最近已不再演奏。
文登华人的存在可以证明，华人和原住民的结合和通婚是无法避免的。通过互动和文化接触，文化会发生融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会取代原有的文化，而是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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